1996年5月，我23岁，大学五年级，还在念好像总也念不完的医科大学。我和马刚，以及全班41名同学凭着一句“考前没鸡巴事儿，考后没鸡巴招儿”的班训终于混过了五年来无数次令我们胆战心寒心醉心碎的大考小考。大学六年级在即，我们要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到真正的医院里进行生产实习。

那一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中专的同学早已入职结婚生子，老大已经会打酱油，老二刚刚降生尚在襁褓之中。和我同年高中毕业考入四年制本科大学的同学们已经工作一年，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志分到吉林省建设银行的计算机中心成为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学习法律专业的王路分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成了一名小法官，正当他俩满怀欣喜赶着时髦纠结到底用自己第一个月工资给爸妈买什么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要靠爸妈每月寄生活费才能活下去的大学五年级学生，而且，这种虽然已经成年仍要花父母的钱为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念自己的书的日子还要持续至少一年。

那一年，北京协和医院到我的母校挑选两名实习大夫，如果实习期间表现良好，毕业后就有机会留在协和医院当住院医生，正式开始自己医生的职业生涯。海选在全校学生中进行，参选者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个是专业课成绩位列年级前十名，一个是有大学英语六级证书。

我们是六年制外语系日语医学班，因为拿毕业证、学位证、奖学金、入党和留校等等都和英语学习不搭边儿，所以考过英语六级的同学寥寥无几。经历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并且成功挤过高考独木桥的天之骄子们，大多数人不知悔改，或者已经被应试教育彻底洗脑，仍然继续为了美好前途无比功利和势利地学习和奋斗着。同学们多数致力于日本语的狂热学习，几乎都通过了当时段位最高的“东京一级日本语能力测试”。还没毕业，我们班已经有女同学和日本青年订婚，据说一毕业就会被空投过去。还有的女生早已研究过日本全部医科大学，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申请留学研修等事情了。

整个大学期间，除了和马刚哥们儿一般的男女关系之外，我的生活中也萌发了和爱情有关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一位大师哥一厢情愿的暗恋，一场内心轰轰烈烈其实根本没人知道的单相思。

经过多次努力，大师哥丝毫没有流露出喜欢我的意思。在一次漫无目的的聊天中，大师哥告诉我，像我这种一无背景二无天分的医学生，要想有光明锃亮的前途必须学好专业课和英语。

情窦初开的我当时对男女相悦以及和爱情有关的事儿虽然热衷，但对于何为男欢、何为女爱一无所知，竟活生生听出“只要优秀，就能获得大师哥垂爱”之类的话外音。于是，背完当时超级流行的《新概念英语》，我又背了刘毅的《单词5000》，在背完《单词10000》后仍不见大师哥对我有丝毫眷顾，不死心的我认为一定是自己还不够好，于是又背了《单词22000》和词典。那些日子里，每天睡觉之前，为了节约电池，我都把一根六棱形中华牌2B铅笔插进磁带的一个孔，完全手摇倒带，之后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在英语听力的催眠中迅速睡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考过英语六级。

毕业后，大师哥彻底没了踪影，万分失落之时，我竟然意外获得了去协和当实习大夫的面试机会。

面试的当晚，大志请我去看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念大五的时候，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念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志已经毕业一年。成电是全国最好的三所电子科技大学之一，汇集了全国有志于电子科技的死硬派理工男。毕业后有的同学直接出国，有的同学考研跟着导师做各种国家和省部级的研发项目，有的同学进了中科院系统的各个研究所，还有一些去了外企国企。除了重庆、成都本地的同学，大部分学生去了北京和上海。20世纪90年代正是会计系统电算化的转型时期，大志放弃了去中科院自动化所的进京机会，选择了吉林省建设银行的计算机中心，成为一名计算机工程师。

我说：“做计算机行业的应该去大城市，起码应该去北京，中关村里随便找个公司都比待在长春这种信息化程度相对落后的城市好。”后来证明，还真让我蒙对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IT行业的暴利时代，早些年混中关村的多少都挣到点钱，但是很快，快过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剧烈震荡迅猛发展的中国差不多十年就是一个样，只是一眨巴眼儿，IT行业就成了“挨踢”行业。

他说：“千好万好，没有你的地方，也是不好。我在成都念了四年大学，特别喜欢那里，天府之国城市节奏舒展缓慢，美食美景美眉一个不缺，是个踏实工作享受生活的好地方，但我每天都想着毕业后能回到你身边。”

他从来都是直接明了地表达自己，但是仅限于表达，不要回复或者决定，我也不接下茬，一直以老乡、高中同学的关系相处。我不讨厌他，但也还不确定眼前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只是若即若离。

上高中的时候，我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女孩子谈恋爱找对象就像一个挎着篮子到森林里采蘑菇的小姑娘，森林很大，蘑菇很多，各式各样，有的外表好看但不好吃；有的鲜艳漂亮但是不仅不能吃还有剧毒；有的好吃但长得不起眼，即使看到了也未必有人愿意去采。

刚刚踏入森林的小姑娘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蘑菇，如果一看到蘑菇就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采摘，蘑菇很快就会把篮子装满。当你走向密林深处，可能会发现更多又大又好的蘑菇，可是，此时你的篮子已经装满，你只好带着一篮子其实很一般的蘑菇走出森林，这种事可能会让一个人遗憾一辈子。

我妈讲这故事的时候，我正处于青春期，情窦初开，早恋指数就像我姥爷多年来始终控制不好的血糖和血压，与日飙升。我妈为了我这个宝贝闺女可谓用心良苦，既怕说浅了我不懂，又怕说深了我叛逆，硬是编出什么蘑菇啊篮子的故事给我听。其实当时我什么都懂，她无非是担心我早恋，担心一有男生对我表示好感，我就飘飘然昏了头去谈恋爱，不仅荒废学业，还可能过早托付终身反而错过后面可能遇到的更优秀的男生。

当时，虽然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但是通过大量杂七杂八的阅读，我早知道了这个故事的理论基础——麦穗理论。

传说三位弟子曾向苏格拉底求教，怎样才能找到理想的伴侣。苏格拉底就带弟子来到一片麦田，让他们每人摘一支自己认为最大最美的麦穗，前提是不走回头路，一旦摘下麦穗就不能更换。第一个弟子刚走几步便摘了一支自认为最棒的麦穗，结果发现后面的大麦穗多得是；第二位一直东瞧西望，始终没有下手，直到终点才发现自己错过了摘麦穗的机会；第三位把麦田分为三段，走第一个1/3时只看不摘，区分出大、中、小三类麦穗，在第二个1/3里对自己的标准进行验证，在第三个1/3里选择了麦穗中最大最美的一支。

麦穗理论应用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用来阐述婚姻伴侣的选择。这里的三个弟子，第一个代表迫不及待，在毫无经验之时便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伴侣；第二个代表左顾右盼，始终抱着挑剔心态，不明白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挑来拣去，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终一一错过，徒留悲伤；而最后一个弟子高度理智，多观察，勤比较，该下手的时候一点没手软。

我妈不拿麦穗理论直接说事，一定是怕沾上婚姻、爱情、择偶等字眼将我误导。实际上，麦穗理论根本不适用于爱情，爱情这东西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苏格拉底的故事也不知道是谁编的，弟子们也够不长眼的，择偶这件事问谁不好，偏偏去问家有悍妇的哲学家，据说苏格拉底是出了名的“妻管严”，经常被老婆骂到大街上去才能获得片刻宁静，去完成伟大的哲学思考和问难驳诘。苏格拉底还曾说，男人都去结婚吧，如果娶到个温柔的女人，你能享受到家庭的幸福，如果娶到个野蛮的女人，你就能成为哲学家。

大志这只蘑菇不温不火，看上去不错，只是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更好的，于是我采下来只是拿在手里，并不放在篮中，如果碰不到更好的，就是他了，如果碰到更好的，随时再把他放回树林就是。只是当时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被我重新放回树林后他是否还能生机勃勃。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在无知、无恶意，但实事求是地残酷着。

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已经很开放，男女生一起吃东西，一起看电影，一起去舞厅跳那种贴得很近相对位移又小节奏又慢的慢四步都不算谈恋爱，但是手拉手是被大家公认的恋爱标志。所以，我不和他拉手。

宿舍楼下告别的时候，他问我：“面试的情况怎么样？去北京的机会大吗？”

我说：“不知道，只是去试试罢了，能去最好，不能去的话我将来考研或者随便留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哪个附属医院应该不成问题，也挺好的。”

“你若是这次能去协和，我也跟到北京去。”

“还是不要，我可不是一定要嫁给你，你在这里的工作不是挺好吗，离老家近，银行待遇又高，你去北京明摆着是给我制造压力嘛。”

“嫁不嫁给我都没关系，我只要能经常看到你就行。”

“你不是在拖我的后腿吧？”

“怎么拖？说我怀孕了？呵呵。”他淡淡而无望地浅笑，“你自己真的想去北京吗？”

“说不想是假的，我们这种外地大学生毕业谁不想进京啊！学医的谁不想去协和，那是中国医学的圣殿，一如皇家的紫禁城，艺术的卢浮宫啊。”

“我们建行和你们学校是关系单位，明天我托人打听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希望。”

“好啊，我等你消息。”

几天后，大志来宿舍楼下等我，身边是一个硕大的玫红色行李箱，他说：“张羽，你能去北京进协和了，据说只要表现好，将来就能留下成为一名协和的大大夫，工作户口一并解决，一辈子的铁饭碗。”

我说：“消息可靠吗？”

“当然可靠，我们计算机中心主任的爱人就是你们学校的财务处长，财务处紧邻教务处，她打听来的准没错。你看，给你送行的礼物我都买好了。”

那是一个足有一米长的超大旅行箱，不同于当时市面上常见的灰黄褐和乌黑，而是当时国内少见的艳丽却不媚俗的深玫瑰红色，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箱子。

“旅行箱是送给你的礼物，也是祝贺，LOJEL二代，这颜色只有一个，我一眼就看中了，特别适合你。将来你有出息了，可以坐飞机衣锦还乡，这个颜色显眼，行李传送带上你自己一眼就能认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日本进口的大行李箱是大志在长春当时最顶级的购物商场国贸商城买的，花了他整整一个月的工资。

第二天中午，我又在食堂碰到了四大名捕之一的魏胖子。

他说：“恭喜你，院里已经定下来让你去协和了，消息马上就到系里，由你们系主任亲自向你传达。真替你高兴，成绩好是硬道理，能去协和真是好福气啊，起点高，平台大，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了，将来出息了可别忘了魏老师。”

“您又笑话我了，怎么敢忘！要不是您的宽厚仁义，这么多年考试我不知道被您抓到多少次了，连学位证毕业证都拿不到，还提什么进京进协和。”

“面试团已经回北京了，临行之前教务处请客大家坐在一起吃了顿饭，他们教育处长虽然看好你，但还是有些担心的，让我们叮嘱你，趁着去协和之前这一两个月的时间赶紧恶补专业英语。”

“多谢您提醒，说实话，以前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也没奢望真有一天能去北京能进协和。我们日语班41个同学，多数也是一门心思学日语，还好我自学考了个英语六级，才有机会参加面试。”

“你们日语班学生未来的光明大道看似都指着日本方向，但是真正学得好、有能力的还不是以日本为跳板去了欧洲或者美国。据我观察，这些年混得好的走的大概都是这路子。日语在东三省还能抵挡一阵子，但出去就不灵光了，尤其是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你去了协和就更派不上用场了，那是美国人洛克菲勒早在1921年开采石油发家后靠善款建立起来的完全亲美派医院，早些年医生护士都是从美国空投来的，建国后才慢慢交给中国政府管理，以前一律用英文查房写病历，到了那儿一定要把英语抓起来才能跟得上人家的步调。”

我说：“知道了，魏老师，您放心吧，相信我的学习能力，我一定努力，不给母校丢脸。”

“唉，什么母校不母校的，你们这拨学习好的孩子都被语文教育彻底毁了，从小经受语言暴力，导致自己关键的时候不会说人话，一张嘴都一套一套的，让人听着发冷。”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在我眼里他还是太威严，不怒自威说的可能就是他，让我没法放松。

“不是一定要努力，而是必须努力，否则到了协和也混不下去，早晚被淘汰。前两年我妈得了心脏病，曾经在协和的心内科病房住过院。我前前后后整整护理了一个月，和我老妈亲眼所见那里小住院大夫的辛苦。教授查房前小大夫都要自己先看一遍病人，自己管的病人一律亲自量一遍血压数一遍脉搏再进行心脏听诊，教授查房问什么答什么，每个病人的化验结果检查值都记在心里，绝对不能去翻病历，平日里写病历，记病程，开化验，追化验，追片子，各种操作忙得不亦乐乎。你知道吗，协和内科的值班医生夜里忙一晚上，第二天早晨还得负责给全病房的病人抽血。护士倒是发一遍体温表，记录一圈吃喝拉撒，换换引流袋冲洗一下导尿管就OK了，比咱们医大附属医院的护士清闲多了。想想也真有意思，估计全中国只有协和一家是这么对内科大夫进行劳其心志苦其体肤的。怪不得待了那么久没见到一个像我这样的胖子，小大夫们各个精干伶俐，走起路来都是嚓嚓嚓小碎步紧迈、脚下生风，各个都跟练过凌波微步似的。”

虽然从魏老师对协和的切身感受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将来会很累，但全然没有往心里去，我只是想，累怕什么，别人能坚持我也能，再累还能比打一个全场的篮球、连续两个小时只做一个正手击球动作练习乒乓球基本功累吗？我年轻，最不怕的就是累。

我们一起走出食堂，魏胖子黑咕隆咚的哈雷摩托车就停在食堂外面裸露着红砖的墙下，两个车把上套着同样颜色的皮套，坠下来重重长长的皮质流苏随着微风轻轻摆动，轻飘却不轻佻，非常迷人。

我说：“魏老师，这就是您那辆传说中的哈雷戴维森吧？我还是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真家伙。”

魏胖子一边用手套敲打车座上的轻尘，一边说：“行啊，你丫头还认识哈雷？”

“当然认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不是那个意思，认识名牌手表、时装、挎包的女人不计其数，认识哈雷的女孩子不多。”

“我在杂志上看过这种摩托车，不知道我这辈子是不是有机会拥有一辆。”

“那可难说，在中国做一个好医生，可能不会太穷，但也不会太富。”

“为什么？”

“买哈雷在国外应该不算个事儿，主要看你是不是真喜欢。在美国、欧洲那些发达国家，医生和律师都是最受尊重的职业，薪水自然也是令普通白领望尘莫及。医生是托付生命和健康的人，律师是托付财产和信誉的人，这是成熟社会中一个人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把郎中这个行当太当回事儿，位列佛祖、仙姑、皇帝、官吏之后也就罢了，连商贾、当铺、庄主、农夫都不如。郎中当到头也就是太医，还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跪在殿前哆哆嗦嗦地望闻问切，看不好病说拉出去砍了，脑袋就搬家了。不过，医术高明的郎中自然生活不愁，即使在物质极度匮乏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人们也会把最珍贵的口粮送给医好自己或者家人的大夫，有钱的送金条一根或者大洋两块，没钱的送小米一袋或者鸡蛋十枚。所以，真正会看病的好大夫什么时候都穷不着、饿不死。你去协和做医生也一样，收支平衡还能略有结余，基本生活自是不成问题，成了大专家以后会更好。京城里都是全中国的大官儿、各种官儿、各种圈儿，人吃五谷杂粮就要生病，不生病还得生孩子，不生孩子还得做人流，等到不能生那天还得闹更年期，等更年期闹完了，别看你们女人身上那些特殊零件一个都不好使了，又开始闹癌症了，宫颈癌、卵巢癌、子宫癌，都得找你们妇产科大夫。等当了大大夫，在协和要是混得不好，只能怪自己没真本事。但是单纯靠行医谋生的好大夫也不会太有钱，尤其是超出常人想象的那种有钱，在现有的医疗制度薪酬体制下，多数是良心出了问题。”

“魏老师，您这通话把我的哈雷梦想说得稀里哗啦——粉碎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中国现今的医疗体制不改变，你肯定买不起哈雷，除非昧着良心开大处方狂拿回扣，或者雁过拔毛每台手术都收红包，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带着油水儿的坏事儿年轻的时候根本轮不着你干，据说协和主治大夫以下的小医生都没有固定的门诊时间，大专家还挤一张桌子坐对面儿呢，还有红包，你不当主刀谁给你送钱啊！而且，真要这么干就没劲了，把这么崇高的职业当成攫取钱财的手段，还不如学魏哥去做黑白两道的生意呢。永远不要把追求财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有梦想并且去追逐梦想更重要，把该做好的事情做到极致，你想要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包括哈雷。”

“投胎中国真就那么悲催？梦想好像总是和清高、穷酸画等号。”

“年轻肯定是要坚守贫寒的，白居易写过‘纵有宦达者，两鬓已成丝。可怜少壮日，适在穷贱时’，这《悲哉行》里头的话同样适用于医生这个行业。年轻的时候又苦又累，没人把你们当回事儿，熬到越老越值钱，可钱又没什么意义了。”

“那要贫寒到什么时候？”

“没本事的终生贫寒，本事大的很快找到致富捷径，都看你自己了。总之，有钱不是坏事儿，中国有苏轼、柳宗元，国外有拉斐尔，都是有钱又有造诣的主儿。不说过去，现代的很多文化人也很有钱啊，我有很多诗人朋友，不光会大把赚钱，还能保留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怀，最深刻的思考，他们散落在中国地图的每一个部位，或声色犬马，或醉生梦死，或红袖添香，似乎生活在宋朝腐朽奢靡的空气里，但是仍然保持着80年代民间诗歌的气质，他们像罂粟花一般隐秘地怒放和灿烂，归隐于自我的精神世界宠辱不惊。我说这个你可能懂一些，但是无法深刻地理解，这些个大道理你也不见得不知道，以后的路长着呢，慢慢体会吧。”

那个夏日的晌午，我们挥手告别，没有假惺惺地互留通信地址和电话，也许我们都相信，若有机缘，不远的将来，总会再见。

1996年6月18日，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夏日午后，在外语楼下和班花、文艺部长等同学依依惜别后，大志把我送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我坐了差不多一天一夜的硬座，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城。

一下火车，让喉咙喘不过气来的一股子闷热扑面而来，我抬头，北京的天空竟然是灰色的。

出站后，一辆黄色面的装上我的行李，带我奔向从未谋面、传说中医学的殿堂北京协和医院。我住进位于东单和王府井之间、金街和银街之间的这片深宅大院，在19号楼住院医师宿舍的208房间一住就是7年。

到协和以后，我才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太牛的地方，没法不让人自惭形秽。

将要和我并肩实习的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的学生，都是当年高考的天之骄子，每个班都有若干各个省市的高考状元，凭着甚至超过北大清华分数线的成绩招录进来。

他们先在北大生物系读医学预科，再回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研究所读医学基础，最后进入协和医院学习临床医学、进行临床实习，最后还要跟导师进行一年的科研训练，完成8年学业后直接拿博士学位。要是他们不高兴当大夫，白大衣一脱走到社会上，说不准社会主义国家就又多了一个会写《协和医事》的女作家讴歌，会写《北京三部曲》的男作家冯唐。

冯唐的博士毕业课题是研究卵巢癌的发病机制，对象自然是卵巢癌病人，这些病人中，发现的时候70%以上都是晚期，70%的病人活不过5年，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虽然他的导师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妇科肿瘤斗士，除了手术台上奋力歼灭肿瘤，还有化疗和放疗一左一右在手，但病人的前景大多不怎么样。冯唐每次打电话随诊老病人，听到的十有六七都是去了、走了、长眠了、升天了之类中国人对死亡各种隐晦的说法，使他开始对医生这一行当治病救人的能力彻底产生怀疑。

协和八年制的毕业生大概一半留在协和当大夫，另一半直接出国。如果按照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划分，大概也是一半当大夫，另一半转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习起来像牲口，做起事来像妖怪。再向前几届，冯唐有位大师哥周文武，是牲口加妖怪的典范，学习起来完全是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绝对不像我们这些普通医学生只是考试前突击一下重点，考完试一交卷子临时背过的东西全忘了。此人读书时就将医学知识融会贯通，协和历届学生里，只有周文武他们班在考试前一个礼拜有一次全班大集合，这一天，周文武同学带领大家提纲挈领地复习一遍各科考试的重点和要点。

据说周文武从来考不到第一，但是包括班里的第一名都竖着大拇指说他才是真正的牛X。

进临床实习，正当同学们跟在老师屁股后面，唯老师马首是瞻，不时拿出小本本记下老师谆谆教导的时候，周文武俨然是一名成熟的执业医生了。轮转重症监护病房（ICU）时，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恰巧病房的主治大夫出国开会没在家，他就带着整个病房的住院医师和进修医师查了一个礼拜的房。结果主治大夫回来重操旧业时，跟在身后的住院医师、进修医师队伍中时常有人发呆、走神或者哈欠连天，更有甚者还故意把哈欠的尾音儿拖得老长，抗议主治大夫知识见识的双贫瘠。

还有和我们一起轮转的进修医生，别看其貌不扬，或者穿着略显土气，说话口音浓重，但是完成一年的学习后，回到当地多是很快提拔科主任或者业务副院长。

更有其他少年的传奇故事，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协和最不缺的就是人才，一块天花板掉下来，砸到10个人里头一半以上是博士，不是博士的，还有可能是博士后或者博士导师，随便一个拎着饭盒跟着人群挤电梯的清瘦老头都可能是全国知名专家，随便一个愣头青的实习大夫，兜里都可能揣着国外某牛X医学院的入学通知。

住进宿舍的第一晚，我认识了住在对面床来自北京医科大学的北京姑娘石琳琳。

她非常大方地跟我搭话：“很高兴认识你，收拾一天累了吧？”

我说：“是啊，全身是汗，都黏糊了。”

“来，请你吃江米条，吃完了我带你洗澡去。”她随手递上一个扁圆形的丹麦蓝罐曲奇饼干盒子。饼干盒子的深蓝相当的皇家，里面的江米条浑身裹着白砂糖，咬上去脆脆的，在嘴里咯吱咯吱作响，又甜又油，高热量高糖分，解饿解馋，极大安慰了我刚刚落脚陌生地惴惴不安略显焦躁的小情绪。

我们各自端着装有洗发水、沐浴露，还有毛巾、牙杯的洗脸盆，一起到走廊尽头的浴室冲澡，然后回来躺在各自的床上继续聊天。

睡之前，我拿着刚买的200元电话卡到一楼收发室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我一切安好，让她放心，我说协和特棒。

我妈问：“好在哪里？”

我不假思索地说：“24小时都有热水可以洗澡。”后来我才知道，24小时热水是有24小时住院医师工作制度在先的。

关灯之前，我习惯性地找出小本子，写出明天要做的两件事，这都是琳琳在公共浴室里扯着脖子喊给我的最高指示。第一，北京的蚊子厉害，要买蚊帐，才能不喂蚊子安稳睡觉；第二，协和的蟑螂厉害，老楼里有长着翅膀的巨型家伙，要弄一个饼干桶密封我们的零食，防止一切偷盗和不劳而获。

那个晚上我才知道，整个1996年，协和从卫生部直属重点院校共招收了10个本科生做实习医生，准备培养后留下当住院医师。那个晚上我才知道，琳琳的英语三级98分，六级99分，据说这些变态试卷拿来考美国人也就凑合得个80分。那个晚上我才知道，华西来的同学门门专业课考试都98分以上，名副其实的牲口型考试倔将。那个晚上我才知道，上海医科大学来的同学父母是北京高干，北医另外一个同学的爸妈都是协和的知名专家。我倒吸一口凉气，深感作为一个纯草根能来协和是多么的幸运。那以后的日子，我不再自认优秀，抛掉曾经仅有的优越感，把自己打到谷底，低进尘埃，也不管是不是欢喜，并且，不指望能开出一朵奇异的花来。

第二天，蚊帐和饼干桶都搞定了，我仍然和自然界最不招人待见但生命力异常顽强的两个物种发生了亲密接触。

清晨睡起，浑身大包，定睛一看，蚊帐白色的网眼上赫然趴着一只硕大的蚊子，它薄薄的肚皮被我的血液撑得饱满乌黑，肥重得飞不起来，因为颜色的关系被我一眼发现，恨恨地将其一掌拍死。都怪那个琳琳，昨晚只是提醒我要把蚊帐开口的地方拉严实，别让蚊子半夜钻进来咬人，却没有提醒我还要检查一下这个密闭空间里是否已有蚊子潜伏，害得这只蚊子整个晚上就忙活我一个人了。

去水房洗去一巴掌血污后，我习惯性地照镜子梳头，我的妈呀，额头正中小拇指甲盖儿大小的一块皮不见了。我自言自语道：“完了，好端端地出现一块皮损，是不是得了什么皮肤病？”当时我正处于医学生对临床疾病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动辄拿自己对号入座的“疑病症”阶段，于是扔下镜子，赶紧翻书架上的皮肤科图谱。

琳琳正端着脸盆从水房回来，看了一眼我的额头说：“别翻外文图谱了，翻了也找不到，这完全是中国特色和北京风格，蟑螂咬的，只啃一层皮，皮损不深，但是血红一片。”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是老北京了，小时候常挨蟑螂咬，但是啃下去这么一大块皮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估计只有协和才能养出这么大个的变异蟑螂。你丫睡得也太死了吧，你哪怕翻个身或者说几句梦话，也能把它吓跑啊，怎么就老老实实挨了这么一通咬。”在凭着自己多年挨咬经验给我做出粗略诊断并且外送一顿数落之后，她没心没肺地哈哈大笑起来。

实习工作的第一天，我顶着脑门上莫名其妙人人见了觉得惊诧，我却不愿为外人道的皮损和浑身奇痒无比的大蚊子包，时不时东抓西挠地上班去了。还没正式工作，先被蚊子喝了血，被蟑螂啃了皮，从不信命的我走在路上，内心盘算着，唉，初来乍到就遭喝血剥皮，真不是什么好兆头。